1949年5月下旬的黄昏，南京路霓虹刚亮，街头人心浮动却保持克制；一辆挂着白旗的吉普车疾驶而来，停在上海市财政局门前。车门打开，国民党少将汪维恒整理军装，抬头望向大楼顶端刚刚升起的红旗，眼神复杂。几小时后，他在移交清册的间隙，拉住军管会代表顾淮速盈策略，把人带进隔壁小间。关门后，他低声一句——“1924年我就参加了共产党。”短短十三个字，仿佛击落半个旧世界的尘封秘密。
顾淮愣了两秒。对面这位头发花白的补给区司令，肩章还闪着金边，在很多解放军眼里仍属于“敌对将领”，却自称党龄二十五载。顾淮当即拨通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的电话，电话那头只回了两个字：“属实。”得到确认，顾淮才放下心，双方重新整理表情，再次走入大厅继续仪式。外人看来，一切照例，谁也不知道刚才那几分钟改变了多少档案的归类。
追溯到二十五年前，汪维恒还是名叫汪益增的宁波学生；北洋军需学校结业后，他在浙军混迹，组织观念已深植心底。1924年初，张秋人秘密建立宁波早期党组织时，他第一个递交申请。随后党内一道特殊指令下达——“利用军需背景，渗透国民党军队。”此后，他更名“维恒”，寓意“守恒初心”，并在大革命洪流里穿梭于两党之间。
1928年“清党”风声骤紧，宁波地委被破坏速盈策略，通讯断绝。按照县委书记金城的安排，汪维恒单刀赴南京，表面投靠陈良，暗中等待重新接线。遗憾的是，组织联络未及恢复，他已被胡宗南延揽，成为后勤系统骨干，身份彻底消失在档案缝隙。此后十五年，他身处高位却处处谨慎：账目清白到挑不出毛病，接触情报时却留意每一条可递送的数字。有意思的是，正因清廉名声，他更易被重用，也更易获得核心信息，这种“反差”反而成了天然掩护。
抗战中期，胡宗南在西安设“西北劳动营”关押进步学生。中央发出营救指令时，能直接插手胡部后勤的只有汪维恒。他先把营里五十多名青年编入军需训练班，再以需要“文化教官”为由将他们调出集中营；短短三个月，三百余名被俘学生陆续获释，其中三分之一为地下党员，后来大多潜伏在第一战区、联合勤务总部等关键机构。史料显示，这批人提供的情报为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决策贡献不小。
1943年7月，汪维恒借口“补给考察”飞往重庆，与周恩来当面递交胡宗南闪击延安的部署。会谈不超过二十分钟，却让中共中央提前掌握西北兵力布防，进而有条不紊地进行应对。周恩来仅一句话作结：“同志辛苦。”再无多言，各自散去。
1946年至1948年，汪维恒任国防部联勤总部经理副署长，参会范围从作战会议到拨款谈判无所不包。每当蒋介石、白崇禧、陈诚围坐沙盘前，汪维恒负责报告补给数字速盈策略，他说“枪弹可支应三个月”，第二天同样的数字已通过暗线送往西柏坡。辽沈战役前夕，他到东北考察仓库，一并记下师团番号、口粮储备、人马驳运路线；文件送出后，解放军掌握敌军后勤软肋，“切断补给”策略随之确立。
1948年夏，陈诚调他赴台北组建台湾第十补给区。汪维恒明知岛上将成蒋氏最后据点，仍毅然成行；彼时中央亦判断台湾情报重要，指示他耐心潜伏。谁知1949年春，上海攻势骤起，供应局顺势裁撤。汪维恒以“母病需归”为由启程返沪，仅带少量随身物，与夫人子女暂别——此举既减少怀疑，也方便日后接应家属。四月下旬，他携带台北顾问团资料潜入苏州河岸边的租界寓所，准备迎接大军东进。
解放后最初几日，他依旧以“俘虏将领”身份协助军管会统计物资；直至那间办公室的密谈，才光明正大地恢复地下党员身份。不妨记下那一幕：顾淮握住他的手，说了一句重话，“老人家，今天起名册里得给你换颜色。”两人相视一笑，沉默胜过千言。
新政权在上海站稳脚跟后，汪维恒出任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。组织给他安排东湖路一栋小洋房，他摇头拒绝；后来再派淮海路180平米住宅，他依旧不要，只选了88平米旧公寓，同住的还有弟弟牺牲后留下的五个侄儿女。有人好奇，这位昔日少将为何如此“抠”？汪维恒一句回绝：“仓库里抄过太多豪宅，住大房反倒睡不踏实。”话糙理不糙，周围人听过便不再劝。
长期失联导致党籍手续无法认定，这成了他暮年唯一遗憾。1960年代初，子女辗转北京向史永、金城求证，两位老地下党员能够口头证明，却拿不出完整档案。1971年1月30日，汪维恒病逝，至死仍是“无党派人士”的名义。十三年后，中组部1027号文件补录党籍，党龄从1924年算起，尘埃总算落定。
汪维恒的一生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；最耀眼的官衔反倒成了最隐秘的外衣。潜伏二十余年，收获无数情报，却没有花哨传奇的自述，也没有缜密的特工手记，留下的仅是几份转交签字、一堆暗号化数字和一间不肯扩容的老公寓。有人说他“传奇”，不如说是一种执拗的单纯：既然早在1924年便在宣誓书上写下名字，那么后来所有选择都只为兑现那一笔墨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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