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秋天，北京西郊的影视化妆间里科银宏泰，48岁的王仁正举着一面小镜子，细看自己两鬓的白发。他对化妆师说了一句：“麻烦把眉峰再压低一点。”声音不高，却带着决心。没人想到，这个主修歌舞、半路改行的老兵，很快就会在银幕上留下令无数观众动容的毛泽东形象。
王仁与毛主席的缘分，要从1947年说起。当年他年仅十三岁，在河北平山参军，第一次听到前线文工队演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那个夜晚，他在篝火旁记下两句话：“总有一天，唱戏也能打仗。”语气稚气，却透露出少年对舞台的执着。
1950年，他被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。团里纪律森严，白天操课，晚上排练，稍有懈怠就得跑操场。王仁从拉手风琴开始，摸过灯光，站过话筒。最难忘的是1956年5月的那场《江姐》专场演出。毛主席到场，坐在第五排中间。王仁被临时安排在侧台维持道具，离主席不足十米。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毛主席，注意到一个微末细节：主席抽烟时，左手虎口总微微收拢，像在捏一支隐形的笔。
这个姿势后来成了王仁揣摩角色的突破口。空政团解散集训期间，他偷偷练字，每天抓笔三小时，练得掌心起泡。别人笑他：“演戏用不着这么拼。”他只回一句：“将来或许用得上。”当时谁也没料到，这句玩笑埋下了12年的伏笔。
时间来到1980年，丁一三编剧的《九一三事件》在京筹备。导演张鹤田却发愁：“周总理有了、林彪有了，就是没有合适的老年毛泽东。”几轮试镜后仍空缺。一次饭局上，空军老同事提到王仁的名字：“扮相不像，可身段有戏，你不妨看看。”张导将信将疑打来电话。王仁挂完电话，当晚冒雨赶到排练厅，只带了一支短竹烟杆作道具。
试演不到两分钟，他扛起手臂，眯眼看天：“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他去罢。”一句台词还没落科银宏泰，导演已经站起鼓掌。台下有人小声说：“他用了那只左手。”正是那年在《江姐》现场捕捉到的半握手姿。
《九一三事件》一炮而红，王仁火了。奇怪的是，外界称他“老年毛泽东专业户”，而剧组却发现他越演越“年轻”。1982年饰66岁的毛主席，1985年又回到56岁时期。化妆师调侃：“你这是逆生长。”王仁不笑，他知道年龄能靠化妆修饰，情感不能。为了揣摩青年时代的主席，他跑到湖南湘潭，顺着湘江步行十多公里，只为了体验少年毛泽东翻山涉水的脚感。
拍戏之余，他与妻子李志娟共同撰写《故园行》剧本，试图用平视角度还原主席的乡愁。拍摄条件有限，布景简陋，最终效果未达预期。李志娟安慰：“好本子总会来。”王仁点头，却把全部拍摄手记保存下来，日后翻阅时自嘲：“演技还是嫩。”
1990年，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筹拍《毛泽东和他的儿子》。制片方先找古月，但古月档期已满，导演郑洞天转而敲王仁的门。当时王仁刚做完胆囊手术，正在301医院输液。郑导递上剧本，他翻到“毛岸英牺牲”那场戏，眼睛湿了。护士见状提醒：“先别激动，注意血压。”王仁摆手：“没事，我在找人物的情绪点。”
出院不到十天，他和李志娟带着12公斤文献资料进组。王仁查到一份警卫员口述记录：1950年11月24日夜，毛主席得知噩耗后，沉默足足半刻钟，才缓缓说“岁数太小”。王仁据此设计三段表演节奏：定、算、叹。拍摄那天，他夹着一支中南海，自言自语：“岸英今年二十八岁。”说完摁灭烟头。导演喊卡后，全场无声，收音师忘了关机，麦克里传出轻微抽鼻子的声音。
影片上映，长沙首映礼现场挤满老兵。有人冲到台前想握手，一句“主席辛苦了”脱口而出。王仁连忙扶住对方：“别喊错，我是演员。”他转身对志愿者们说：“来，能合影的就合影。”连续合了两个小时，他仍保持微笑。工作人员感慨：“这位老师可真好说话。”
对于外界盛赞，他并不飘。朋友邀他拍商业片，他婉拒：“与主席无关的戏，未必难演，却要我分心。”1995年后，王仁进入半退休状态，却仍保持一个习惯：每天清晨临摹主席诗词半小时，不为书法，只为稳情绪。他说：“字里有气息，气息稳，台词才稳。”
2008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特型演员影像展。王仁走到自我介绍的照片面前，轻声念出旁白：“只要是主席的戏，一个镜头也接，义不容辞。”旁边的一位青年志愿者问：“王老师，还会再出山吗？”他笑了笑：“剧本找我，我就演。”
从十三岁篝火旁立下的朴素心愿，到银幕上举手投足的光影定格，王仁把对毛泽东的敬意熬成了一腔专业执念。或许正因为这份执念，他才能在一次次角色转换间，抵达观众心底那个既熟悉又亲切的毛主席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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